翻译 | 哀伤和忧郁之间的冲突 (下)

哀伤和忧郁之间的冲突

(下)

作者John Steiner

翻译:赵敏、罗晓燕成都和光两年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学员)

校对:陈思帆(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 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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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后面几个月的分析呈现出更多的思考,这似乎与病人意识到他的分析将要结束有关,也与病人对他的生活情景进行我所描述的现实评估有关。即将到来的结束激活了早期的丧失,其中一些丧失激起了他尤为敏感的渺小感和脆弱感。当他觉得渺小时,他通常会感受为被羞辱并转入一种全能的解决方式,即以战胜客体来逆转渺小的感受。这常常使他在我将要暂时离开之前就先行离开,或是在我刚刚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就反击式地暂停分析。最近几个月他再也没有这样了,他痛苦地挣扎着与我保持接触并赋予分析以价值。去德国的旅行似乎为了反叛某个他视为专制父亲的人,这个人用令人羞耻的渺小感威胁他。他决定错过周五的分析,通过让我等他来逆转被抛弃的感受,而这又让他害怕通过建立自己的优越感、战胜我而损害了他与我的关系。

A先生所不能体验的是丧失,一部分的丧失是星期五的分析本身,但主要的是他害怕由于我的不赞同而带来爱的丧失。一定程度的内疚是无损于他,同时也无损于他和我的关系,但他不能接受这点。相反,他继续描述仿佛他的世界已经崩塌了,他似乎正在认同一个坍塌的内部客体,他与这个内部客体通过责备和怨恨彼此连结。此时此刻,他感觉到没有充分的自由去思考,使他能容忍在这个分析阶段因错过一次分析而出现的坏情绪。他宁愿依赖于认同一个具体的内部客体而回到忧郁的感觉中。

影响这次分析的自我谴责直接指向一个内部客体,这与弗洛伊德在《哀伤与忧郁》(1917)中指出的情况有着相同的性质。A先生通过分析工作建立了内在力量的感觉,表现为他的工作关系以及与妻子关系都得到了改进,但与这种力量感相伴随的是一个全能儿子的幻想,这个儿子可以摧毁父亲试图建立的一切。他转向了一个更加原始的世界,在那里,只有从道德和惩罚层面实施报复的人,而他认为我应该意识到我与他的工作不可能承受那些的报复。

然而,抱怨缺乏了力度,病人甚至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即他非常不赞同儿子的意见,他不认为那是自己的错。这让我认识到,他把我感受为这样一个人,既能看见他的内疚,也能看见他的愤怒和痛苦,而且我会注意分寸,不会反应过度。

在第二次分析当中,一定程度的防御仍然存在,但A先生更能思考,并且能用思考帮助自己理解他对我的反应,以及去看到这些反应与儿子对他的反应、他对父亲的反应几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诺曼底登陆的纪录片让他触及到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当他更加共情地理解父亲时,他对父亲的愤怒减少了——比如,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没带他去露营。当他商业演讲中的观点被德国听众所称赞时,他想起了在法德边界咖啡馆里写下的宣言,他把对自由和权力的感受跟从限制他的分析逃离联系起来,感到自己试图“削弱我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尽管这个冲突不断回来,病人在失去分析的接受与否认之间摇摆,但病人在承认丧失并对丧失进行哀伤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这让他感觉更少被困在对忧郁客体的认同里。。一旦分析结束了,他就不会感到如此受控制和被影响,就能够按照他觉得适合的方式利用分析的成果。但他也意识到他将猛烈的抗议与幻想中强大的法西斯主义结盟,他相信通过这个联盟他可以摧毁我和他父亲所代表的东西。修通哀伤需要承认从这些幻想当中升腾起来的内疚和羞耻。失去周五的分析并不真的困扰他,而意识到他向自己并不真正赞同的强大势力去寻找力量这点让他困扰。因为,他用这个力量去颠覆在分析的丧失迫近时感受到的渺小、痛苦,他为此而内疚与羞耻。

我认为病人在与我的冲突中触及到他的悔恨,他把与我的冲突看作一场权力斗争。他希望能够像他儿子一样更开放,允许他与我的和解发生。然而,这种和解让他更多地意识到结束。近来他谈到我的年龄,他父亲的年龄,以及在结束他的分析之后我就退休的可能性。他开始意识到我不会再在那里检查他如何使用分析,这让他感到更自由,但同时他不那么情愿放弃对我的影响力,因为那意味着放弃他对抗丧失的自恋性防御。在这次分析的最后,当他试着把现实判断运用到他的创造性工作和我与他的分析工作上时,他再次发现他很难做出判断。

哀伤中的选择和冲突


我认为病人面临的选择和一个丧亲的人所面临的选择类似,都涉及一种痛苦的冲突,这个冲突发生在放弃与占有一个失去客体之间。即便是在正常的哀伤中,早期阶段也企图否认丧失的经历。而如果主体向着哀伤的后续阶段前进,面对丧失的现实,那么这些否认都必须被战胜 (Bowlby 1980; Lindemann 1944; Parkes 1972)。

在哀伤的早期阶段,病人试图通过努力地占有和保存客体来否认丧失,他所使用的方式之一是去认同这个客体。除了关注与失去的这个人相关联的东西之外,哀伤者放弃了所有别的兴趣。这一切全神贯注都是特意用来否认分离,以确保主体与客体的命运牢牢纠缠在一起。因为与客体的认同,哀伤者认为如果客体死了,那他也必须和客体一起死亡,相反,如果哀伤者要存活下来,那失去客体的现实就必须被否认。通常是在这样的初始阶段,哀伤变得停滞了,而导向忧郁的防御得以展开。实际上,忧郁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哀伤。

尽管病人的喜好创造了客体仍旧活着的错觉,但当病人的现实感说服他丧失是可以被面对的时候,冲突就变得更加意识化。当病人开始意识到再次投入生活和允许发展前行的愿望时,忧郁提供的妥协所维持的平衡就不再让病人满足了。

克莱茵(1940, p. 355)在一个她称作A女士(A女士就是克莱茵自己,她对儿子在一次登山事故中死亡的反应。Grosskurth, 1986)的病案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类冲突。在A女士的儿子突然死亡之后,她开始分拣信件,保留儿子的,扔掉其他人的。克莱茵认为她无意识地试图让儿子复活以及保护他的安全,扔掉她认为坏的东西和坏的感受。一开始,她并没太多哭泣,眼泪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带给她释放。她感到麻木,封闭自己,她也停止了做梦,仿佛想否认她真实的丧失,害怕她的梦会让她触及到这个丧失。

然后她梦到她看见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母亲穿着黑色的衣服,她知道她的儿子已经死了或者即将死去。这个梦让A女士触及到现实,这个现实不仅包括她的丧失感受,也包括许多由梦的联想激发的其他感受,还包括与儿子竞争的感受,因为儿子似乎还代表了她小时候失去的一个兄弟,由此唤起许多其他需要被修通的原始感受。

后来,她做了第二个梦,在梦里,当儿子消失的时候,她正和儿子一起飞翔。她觉得这代表了他的死亡——儿子是被淹死的。她感到似乎她也要被淹死了,但随后她努力离开了危险,生还回来。她的联想表明她已决定不和儿子一起死,而要存活下去。在梦里,由于她丢掉了之前对自己不可避免会死的信念,她开始感到活着真好,这表明她已接受她的丧失;虽然仍有遗憾和内疚,但少了恐慌。

A女士把自己拽离死亡,朝向生的方向,由此不得不承受与她去世儿子之间分离的痛苦。我们可以看到,承认丧失的能力将带来对自体和客体的区分,这种能力是极其重要的议题,它决定了哀伤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种能力意味着放弃对客体的控制,早先占有客体和否认现实的倾向不得不被扭转。个体必须面对的是占有、保存和保护客体的无能为力。他的心理现实涉及这样一个现实,即个体的爱和修复的愿望不足以保存客体,客体必须被允许死去,由此必然伴随着孤独、绝望和内疚。

这些过程包含着强烈的精神痛苦和冲突,修通和解决这些冲突是哀伤的一部分内容。在分析中,当破坏威胁到分析设置的时候,冲突就变得更加尖锐。在我描述的这个病例中,当他的分析接近尾声的时候,冲突变得更加意识化。即将失去分析师强化了A先生维持现状的愿望,其间分析师被利用来支持一个防御组织。同时,增长的现实感也被即将发生的丧失感强化了,使得病人明白他的分析师很快就不能与他工作,也使得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去预期和哀伤这个丧失。

抱怨以逃避丧失

弗洛伊德在《哀伤与忧郁》(1917)中所做的众多非凡的观察之一,是关于抑郁病人的自我谴责。他认为,这些谴责实际上是针对病人所认同的一个内部客体。这似乎是抑郁病人的重要特征,病人的怨恨使得他与内部客体相连。通常,抱怨意味着一个早期跟母亲有关的自恋受损,这个母亲未能完成所谓的完美自恋承诺(a promise of narcissistic perfection)。与抱怨相对应的是一个执着的希望,即有一个理想化客体会扭转不公正和完成承诺。似乎将现实感运用到这些客体——不管是被怨恨的客体还是理想化的客体,它们多半被看作同一个客体——十分困难,而被怨恨的形象如果要变成理想的形象,只有承认错误和同意改变。

Britton (2003)指出,抱怨指向的内在形象并不被看作一个坏客体,而是被看作一个表现糟糕的好客体。在分析情境中,怨恨和希望都被投射给分析师,分析师被期待满足希望以改善怨恨。

在这些冲突中,斗争发生在现实和道德之间,因为病人认为公正的解决方式与观察到的现实之间发生了冲突。核心问题常常是冲突带来了理想客体及理想自体的丧失。强烈渴望理想客体能带走所有坏的感受,特别是被迫害、失败、羞辱和内疚的感受,这是与乳房早期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克莱茵将其描述为:

婴儿对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时无刻不在的乳房的渴望,并不仅仅起源于对食物的渴求和力比多欲望。即便是在最早期,得到母爱恒久存在证据的迫切要求就牢牢根植于焦虑之中。生死本能的冲突,以及随后的被破坏性冲动毁灭自体与客体的威胁,是婴儿跟母亲原初关系中的基本因素。因为他的欲望暗示着乳房——后来的母亲,应该消除这些毁灭性冲动和迫害焦虑的痛苦。[pp. 179-180]

正是分析师未能提供这种神奇的解救增加了A先生的怨恨,而分析师或许还是能解救的可能性让病人一直存有希望,并使病人相信他可以继续回避面对丧失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能持续地回避全能感的丧失。

结论

在第一次分析中,我提到了A先生如何向我施加压力去同意他的世界已崩塌了的观点。如果我同意他的观点,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普通的好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内疚和失望可以被容忍和存在,但关系不会得到发展。他感到他已失去了之前与我在分析中发展起来的积极关系,他既不能面对他当下状态的现实,也不能面对理想化的、已有的明显虚空的无意识幻想这一现实。这些幻想关联着一个信念,即我能消除他所有痛苦和内疚的感受,并使他回到一个理想状态,让他感到被爱和被保护。尽管他明显痛苦和失望,但我感到他并没有完全相信他在传递这样的信念,而且似乎他只是意识到他想要看一看,我是否能够维持他对自己和对我们工作的信心。

然而,在第一次分析中,病人没有心情去看到一个现实,即他全能感的丧失或对全能感丧失的哀伤,他也不能面对被理想化的分析师的丧失,他认为分析师曾允诺过他,所有的被毁坏的客体都能复原而无需任何内疚和痛苦。我没有实践我的允诺,这带给他难以承受的崩溃与怨恨。

第二次分析的氛围发生了变化。经过德国的商务旅行,A先生从漫长的周末中存活过来,我也照常见他而没有任何明显的尖刻之词。关于诺曼底登陆的节目触动了他,容许他有一种更具同情心的态度。在这次分析的后半段,他更能认识到,他与父亲对抗,他崇拜德国的事物,就如同他与分析相敌对,离开分析去过一个长周末一样,而我对此没有过度反应让他感到如释重负。在德国时自由的感受似乎跟从一个苛刻的、专横的分析师那里逃开有关,他也认识到对我的这种看法让他想反对我,于是他转而与他视作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结盟。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样的意识使他更理解我对他的回应,也让他意识到我和他的工作中所呈现的张力。

在我看来,这些想法都和病人意识到分析将要结束相关,也同另一个类似的意识相关,即他的父母已经年老了,所以这可能是他们可以见证的最后一个登陆纪念日。我认为他更倾向于去接受这些现实,并形成一种更现实看待他所处状态的观点。A先生感到他因分析获得了改变,但他的处境远不是他所希望的,甚至他认识到已经取得的分析成就都是不安全的、易破坏和易毁灭的。伴随着一些挑衅的怨恨主宰着他的关系,延迟了对分析结束的感受,也延迟了哀伤的修通。

我认为当分析临近结束,冲突变得更加意识化,A先生面临极度痛苦的选择。他越想表达对分析中收获的感激,也就越认识到没能从分析中获得更多东西,他是多么地失望。他极度想让自己处于一种确定和安全的状态,他抱怨我们似乎没能让他解决冲突就结束分析。在我看来,这更清晰地揭示了他的爱与恨冲突。

当这种冲突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时候,病人持续地试图将其转换成另一种冲突,即“实然”和“应然”的冲突,于是,当他感到本来应该给予他的东西却没有给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抱怨。我认为这个抱怨根植于他对内在理想化但又不断辜负他的客体的怨恨,这个抱怨在我们的关系冲突中被表达,当他不可避免地对我失望时,这个抱怨就强烈地爆发了。

我也不得不面对我的失望,但当我能够接受我的工作以及精神分析普遍的有限性时,我就更能接受我的失望。而且,对分析结束的丧失的大量修通与哀悼是在分析结束之后发生的,这一观点也支持着我面对我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