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幻想与现实(上)

幻想与现实

(上)

作者:Hanna Segal

翻译:吴震卿、杜焕英成都和光两年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学员)

校对:龙晓凤(成都和光两年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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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之欧洲英语社会周末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92年10月)的修订版。

Copyright ©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94

版权所有者:精神分析学会,伦敦,1994.

摘要

为纪念观点争议至今五十周年,笔者选择了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深入考虑的因素。基于她对Klein和Freud的解读,她回顾了自己对象征表达形式的贡献:象征和象征所指的区别,而象征所指将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同时她将此与哲学家沃海姆最近的作品联系起来。她重申了她的理由:通过对患者与分析家关系的理解,象征的早期过程的发展及其病理变化是可被分析的,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探索和分析:幻想和现实是如何影响病人看待分析师对待他的行为。这一观点可从几个案例中获得的材料来说明,这些案例引起了关于幻想的本质和功能的讨论,妄想的形成和幻想的检验引发了思考。

   

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我们对世界和人格的看法。我在之前的论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Segal, 1957), (1978), 在这篇为了纪念50年前富有争议性讨论的简短论文中,我将只讨论其中的两个方面:幻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感知(精神分析文献中曾多次写到)和行为的,这是一个在文献中常被忽视的主题。


Money-Kyrle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把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交给了英国学会,文中他描述了自己精神分析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他和Jones以及Freud的第一段分析中,他认为病理是由于对力比多的压抑。在与Melanie Klein的第三段分析之后,他的关注点转向了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最终,他开始认为病理学的根源是歪曲的认知,他的关注点越来越转向认知发展。

事实上,自从Freud发现移情作用以来,对歪曲认知的识别一直是分析的关键任务。患者在与分析师此时此地的关系中,形成了对分析师的一种想象,通过对这一想象的逐步分析使病人认识到他的错误观念,例如最简化的来说就是病人把分析师当成是过去的人物来作出反应,并逐渐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对当前关系的错误观念得到了纠正,而且过去也被修正了。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移情并不是把父母形象投射给分析师的简单现象,所以对原初形象的曲解也可以被纠正。在移情中,是内部形象,而有时是部分客体,被投射,正是内部客体,被幻想所扭曲。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我们对彼此的态度是基于内在模型,而那些内在的模型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也不符合过去的现实。

根据Freud的理论,幻想的基本功能是实现未实现的愿望——当意识无法接受时,欲望和愿望实现的幻想就会变成无意识。

随着现实原则的引入,一种思维活动的模式被分割开来,它不受现实检验的限制,只服从于快乐原则。这种活动就是幻想,它在儿童游戏中就已经出现,后来摒弃了对真实客体的依赖,以白日梦的形式继续存在。

幻想始于发展的很后期。然而,在论文《心理功能两原则的构想》中,Freud(1911)假设婴儿通过一种愿望满足的幻觉填补了欲望和满足之间的鸿沟——这是一种全能满足的幻觉。

Klein将Freud的幻想概念进行了扩展,纳入了早期的愿望满足幻觉。因为需求和欲望从出生起就存在,并被指向愿望满足的客体,在与某个客体关系的原始幻想中,婴儿全能感得以表达。正如Klein所写的,在Freud描述了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二元性之后,在她看来,那些早期的幻想就是两种本能的表达,因此,幻想既可能是充满愉悦的,也可能是具有迫害性的。

Freud认为,在某一时刻,婴儿发现全能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此时关于现实的认识就必须被构建起来。快乐原则让位给现实原则,现实原则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者。我认为Freud分析的中心观点至今仍和81年前一样正确。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实现了这种转变?为什么它有时会失败?

现实原则占据主导并不意味着幻想被抛弃。幻想继续在无意识中被象征性地表达。即使是我们最原始的欲望也能找到象征的表达形式。但他们如何表达自己是至关重要的。Freud曾说过,每个人都娶了他的母亲;但他仍对一个同事娶了一个足以做他母亲的女人感到震惊和恐惧(Joan Riviere在讣告中发表的谈话)。那么,所有的男人都有娶了他们的母亲,而这种普遍的幻想也可能是灾难性婚姻和深度病理的根源,为什么总是这样呢?

1957年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取决于象征的性质。我指出,在具体的象征与更进化的象征形式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中象征就等同于象征的对象,后者中象征代表的客体并没有被混淆,是可识别的,且没有失去自身特征。 具象的象征导致了错误的感知和错误的信念。

思想哲学家们也考虑了欲望和信念之间的关系。Wollheim在他的论文和著作《Thread of Life》(1984)中指出,当欲望与信念混淆时,信念就会变得不可救药和非理性。最近,许多精神分析工作都集中在感知与错觉这一领域。我认为这或许是因为Klein所描述的投射性认同。

我把这个象征的具体化与在偏执-分裂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投射性认同联系起来。过度的投射性认同将客体与主体的投射部分等同起来,从而导致一个具体的认同,不仅把象征当作原初客体来对待,同时,也是主要的,还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来对待。当欲望被投射到一个客体上时,它就会与信念相混淆。这个观点后来被其他人改进了。

例如,Bion(1957)的观点使人们注意到:事实上,是投射性认同的病理而不是其强度导致了具体化。尤其是他认为,一个人自己的感觉器官的投射和碎片化不仅导致了对客体的错误感知,也导致了对自己的感觉器官的损伤。我想补充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认知能力自身和判断能力也被投射了,所以这些客体被体验为无所不知的和评价性的——被创造出来的坏客体往往具有强大的超我性质。我不会在这里描述Bion关于容器、容纳以及β和α元素构想的演变,因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在病理性的哀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象征过程的失败。你可以在意识到客体实际不存在的同时,在你的头脑中保留一个活着的被哀悼的客体。它可以在你的头脑中重获生命。但是,如果这种哀悼被认为是某人体内一具尸体的具体存在,那么就不会发生哀悼过程。你不能把一具真正的尸体带到生活中,就像你不可以把粪便重新变成牛奶一样。正如Abraham(1924)所描述的那样,这样的一个客体只会让你陷入忧郁,或者是客体在躁狂中被驱逐。

1943至1944年的一个中心辩论点是这些早期的过程是否可以被分析。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移情中重现并重复,因此需要解释。

我举一个我督导的个案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病人一直在伦敦精神分析机构的等候名单上,他最初因有同性恋焦虑而来。我的被督并不知道他在等待期间已变得非常不安。在一次简短的初步面谈后,他来第一节咨询了,他怒视着沙发说:“我不会为你躺下的。我躺下来,向男人屈服已经让我受够了。”他的外貌和举止,以及他的交流,都清楚地表明他处于一种完全被蒙蔽了的状态。这位被督回答说,“你害怕我不能区分精神分析治疗和鸡奸。”这个表达使病人几乎立刻放松下来,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开始了。

这位被督立即发现,病人不仅把躺在沙发上进行分析和同性恋经历之间做出了具象化认同; 他也明白了,病人将这种混淆投射给了他;不仅是同性恋的部分被投射,还包括精神病性运作本身。

在后来的治疗中可以看到,在等待期间,病人无法忍受等待,第一次有了同性恋经历,之后他就变得非常偏执。他显然将第一节分析与那次经历等同起来。此时,被督解释说,一种最原始的具象化的投射性认同幻想存在于他们的第一节分析中。

具象化运作方法有或多或少的波动,这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此我认为经得起分析的。举个例子,我的一个病人,有严重的精神病发作,他是一个计算机理论家,有一种幻觉,成千上万的小电脑占据了他大脑,并攻击他。我的第一个解释是,这些电脑是我没有灵魂的解释对他的入侵。后来,他可以把它和我们所知道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在过去的几周里一直在幻想着在英国的所有学校安装一种新型的电脑,这将使他能够控制全国所有的教育。他自己的碎片四处散落。他不断尝试控制我的思想,使之支离破碎,当我们对此已经熟悉时,我逐渐可以用一种更动态的方式,将他的碎片与他感受中对我所做的事联系起来,而我的思想被碎裂成无数的解释碎片,给他带来的感受,我也能与之相联系。精神病性的状况被化解了,正常的功能在治疗室内外都恢复了。